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莫言:沉默者的胜利

来源: 作者: 发布时间:2013-6-10|  浏览: 我要评论  莫言,这是中国人首次摘得诺贝尔文学奖,百年来的遗憾终于圆满。然而,一些人会有新的遗憾,因为莫言除了小说写作外,在公共领域几乎是位沉默者,这被认为是背离了诺贝尔文学奖的“理想主义倾向”。

 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 

  中国有两位诺奖得主,他们都是沉默者。

  10月11日19点,莫言获得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,成为中国第二位诺奖得主。据说他当时的第一反应是“overjoyed and scared(狂喜并惶恐)”。

  这是中国人首次摘得诺贝尔文学奖,百年来的遗憾终于圆满。然而,一些人会有新的遗憾,因为莫言除了小说写作外,在公共领域几乎是位沉默者,这被认为是背离了诺贝尔文学奖的“理想主义倾向”。此外,作为中国作协副主席的莫言,今年还与另外99位作家一起手抄毛泽东《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》,迹近自污。记忆力不错的人,还会翻出2009年莫言在德国法兰克福书展上的演讲,当时他说,“优秀的文学作品应该超越党派、超越政治”,对深受政治侵扰因而极度期待文字英雄的中国人来说,这活像是一个作家交出投降书。

  不过,莫言虽缺乏推墙的勇气或兴趣,但还没有站在墙的那边(至少作品没有)。他退缩到自己的文学王国中去,不做勇士,但也并非隐士,在他的小说中,仍然充溢着对历史、对现实苦难的揭示。

  莫言的作品很少有鲜明的政治立场,尽管他对政治并非全无看法。他的政治观点,常以特别迂回的方式藏起来,这是一个体制内作家的本能。他恪守了自己笔名所规定的法则:莫言。

  原名管谟业的他曾谈及笔名来由:文革开始时,因为家庭出身上中农以及叔叔被划为右派,年仅十岁的他被视为“坏分子”而被迫缀学,回乡务农。他祖父只不过有几亩地和几头牛,在当时就被划为阶级敌人。童年的悲剧性遭遇,让他取名字谐音来作笔名,以告诫自己。

  成年后,莫言饱看了太多农民的忧伤和苦难,因此更加小心翼翼,将悲伤与愤怒打扮成无动于衷。我见过对莫言小说最好的一句话评论是:“他笔下的所有人物都不具备同情自己的能力”。这决非指责莫言没有悲悯,相反,喜欢佛学的他,无论言谈还是写作,都具备人道主义情怀,只是不肯露骨而已。

  莫言是一个作家,不是社会活动家,也不是公共知识分子。人们常常认为,只要名气足够大,又能写字,就是公共知识分子。这是一种误会。持批判立场,就公共问题面向社会公众写作的知识分子,才是公共知识分子。作家可能是公共知识分子,也可能不是。莫言恰好就不是。他很少就公共问题发言,他只是一个喜欢写小说也会写小说的手艺人。

  人们对莫言的敢言期待,可以理解,却未必站得住脚。人们对他的失望,则是一种变相的期待,仍然没有必要。莫言有巨大的名声,但他没有义务以此来对抗体制。我们可以因此不喜欢他,但没有太多理由去要求他。

  三年前,莫言在德国法兰克福书展上讲过这么一个故事:“歌德和贝多芬在路上并肩行走。突然,对面来了国王的仪仗队。贝多芬昂首挺胸,从仪仗队面前挺身而过。歌德退到路边,摘下帽子,在仪仗队面前恭敬肃立。年轻的时候,我也认为贝多芬了不起,歌德太不象话了。随着年龄增长,我慢慢意识到,在某种意义上,像贝多芬那样做也许并不困难,但像歌德那样,退到路边,摘下帽子,尊重世俗,对着国王的仪仗恭恭敬敬地行礼反而需要巨大的勇气”。

  莫言为什么会有这种看法?为什么对着国王的仪仗行礼反而需要勇气?也许因为在艰难时代长大的他,深知驯服中藏着牺牲与妥协的意味,而这同样需要勇气——战胜自己的骄傲从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莫言像一颗种子从岩石缝里长出来,渐渐长成树,他不会让自己轻易跌下悬崖。

  据莫言自述,他1955年出生在山东一个荒凉农村,家里人口很多。在五六十年代,物质生活极度贫困,他像小狗、小猫一样长大。上小学时,碰上文化大革命,在学校跟人家造反,上房拆瓦。文化大革命没结束,就辍学回家劳动,因此他的正式学历是小学五年级。1976年,他参军,离开农村。1984年进入解放军艺术学院,学习了两年,期间写出成名作《红高粱》。1988年他到北京师范大学,走上专业创作道路。

  莫言曾经做过一个关于自己创作源泉的报告,他说:“饥饿和孤独跟我的故乡联系在一起。在我少年时期,吃不饱、穿不暖,牵着一头牛或者羊,在四面看不到人的荒凉土地上孤独地生存。饥饿和孤独是我创作的源泉”。

  饥饿和孤独是莫言创作的源泉,农村和农民则是他创作的对象。莫言的长篇小说《生死轮回》,主题不限于土改,但对土改的残酷有深刻准确的描写。就在今年9月,莫言还转播了一条关于农村问题的微博,并且加上评语:“关键是要像1951年土地证上写的那样:土地是农民的私有财产,有耕种、变卖、赠予等自由,任何人不得侵犯。”

  他另一部长篇小说《蛙》,主题则是计划生育与悔罪。就这部小说接受许戈辉专访时,莫言说:“我本人也有很深的忏悔心理。我当时就是以非常冠冕堂皇的借口就把孩子做掉了,很多人有这样的经历。这是我们内心深处很痛的一个地方”。可是,当被问及对计划生育政策的看法时,他却笨拙地为政府辩护:“中国制定计划生育政策也是迫不得已。党和国家领导人,他们也是丈夫,也是儿子,也是父亲。他们难道不愿意子孙满堂吗?当时之所以制定这么一个政策,确实是我们国家的人口增长幅度太快了。如果不进行计划生育的话,到现在没准儿已经21亿人口了。从国家利益上来讲,推行独生子女政策是有一定道理的”。莫言这段话如果是真诚的,那他缺乏足够的智识,反之则不真诚。

  一个人不真诚,或没有勇气说出心里话,不一定是因为坏,还可能是因为软弱。莫言说过,“是内心深处的软弱,使我千方百计地避开一切争论”。他说自己甚至坐出租车都怕司机给他“甩脸子”,因此加倍小心。记者问他,你对出租车司机都恐惧,怎会有勇气写出最残酷的社会现实并呈现给读者最本真的东西?莫言回答说,在现实生活中越是懦弱、无用的人,越可以在文学作品里表现得特有本事。文学就是把生活中不敢做、做不到的事情在作品里面做到了。

  莫言的确做到了不少事情。他创造了一个属于他的高密东北乡,一个未必漂亮但足够厚重的世界,这个世界的上帝、总督和平民都是他,当然还居住着存在或不存在的父老乡亲、远朋近友、生人亡灵。常有人将莫言比作福克纳,我觉得莫言最好的作品与福克纳最差的作品相比,并不逊色。莫言不能算大师,但有独特风格,能成一家之言,即使不得诺奖,也够资格被写入任何一部中国当代小说史。

  莫言的文学风格,我并不喜欢,觉得腐味过重,流汤滴水,其移植拉美的魔幻现实主义,混搭上中国民间信仰及民间故事,有时也显得糙拙。但我承认并尊重他的文学才能,认为不在村上春树之下,而在另一位诺奖得主、法籍华裔作家高行健之上。他的获奖,是政治之外的文学理想主义的胜利。

  关于文学的理想主义,莫言曾说:“优秀的文学作品是属于人的文学,是描写人的感情,描写人的命运的。它应该站在全人类的立场上,应该具有普世的价值”。接下来他话锋一转,从普世价值上匆匆溜走:“作家对社会上存在的黑暗现象,对人性的丑和恶当然要有强烈的义愤和批评,但是不能让所有的作家用统一的方式表现正义感。对文学来讲,有个巨大禁忌就是过于直露地表达自己的政治观点。”在我看来,莫言深爱也深恨的是农村,不是城市,而政治主要是在城市里展开的,因此,他的普世价值,指向的不是政治,而是土地。

  莫言获奖,是他个人作品的胜利,也是一个沉默者的胜利。对部分中国人来说,这胜利似乎略有点疲软。不过没关系,文学与政治,本来就不是注定要捆绑在一起。作家的成就与他的政治勇气,也没有必然联系。只是在当下中国,人们太渴望有限制权力的权力,以致将文学当作匕首,将作家视为斗士。

  2012年的诺贝尔文学奖颁发给莫言,瑞典皇家科学院有诸多考量,而对其文学成就的尊重和认同,必定是最重要原因之一。不管怎样,莫言是中国第一个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,让我们暂时放下遗憾,向他表达真挚的祝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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